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临时政府为什么在上海
1935年至1937年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韩国临时政府移驻镇江，借助紧邻民国首都南京之便，在镇江这座特殊的城市里得以安全隐匿，开展更为深入有效的秘密革命活动，实施了在其反日复国历史中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许多重大决策。
自虹口公园爆炸案后，眼见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查追踪日趋凶残狠毒，浙江的几处隐匿地点风声也越发紧迫起来。几经比较研究，临时政府将镇江选作迁移的大本营。自1935年11月起至1937年11月，临时政府在镇江整整两年时间。
南京北连辽阔的江淮平原，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交通便利，距离上海仅200多公里，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南京自1927年4月被定为国民政府首都之后，又于6月被命名为特别市，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这样，原来治所南京的江苏省不得不考虑另定省会。1928年7月，江苏省政府第九十次例会决议定镇江为省会，1929年2月正式迁到镇江办公。
1935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所以从杭州移至镇江，大概不外乎以下三点考虑：
一是镇江的地理位置。镇江市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扼守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十字黄金水道”的交汇点。城内京沪铁路横亘东西，市区距南京机场和常州机场均为60公里，地势扼要，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津，为长江三角洲的富庶之地。
二是镇江的人文环境。无论是南京还是镇江，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和江苏省会，韩国临时政府为什么在上海，无疑在地理和政治上于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韩国独立运动者在20世纪30年代纷纷选择来到江苏境内开展独立活动，除出于形势逼迫外，两地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独特的政治地位也是其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是镇江的人文环境。无论是南京还是镇江，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和江苏省会，无疑在地理和政治上于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韩国独立运动者在20世纪30年代纷纷选择来到江苏境内开展独立活动，除出于形势逼迫外，两地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独特的政治地位也是其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在写下这几句话时，金九正身处距离家乡五千里以外的中国，和他一起流亡异国的还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成立以来，这个流亡政府可谓是命运多舛，成立之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随着日本侵略者的不断推进，在中国。
三是因为一个人。当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也是临时政府迁镇江的一个重要原因。陈果夫祖籍浙江，其叔父陈英士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和流亡至此的安重根结下深厚友谊，对安氏后来为国捐躯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和同情，因此，他非常同情韩国革命。民国初年出任淞沪都督后，陈英士公开为韩爱国志士提供活动和避难之地。他还在上海组织了新亚同济社作为中韩革命志士联系的中枢，并出版书刊以资宣传，同时还在经济上资助韩国革命党人。陈果夫当时具体协助其处理相关事宜。陈英士被刺后，陈果夫承其遗志，“凡韩国独立运动事宜”，“莫不予以援助”。他曾一度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临时政府联系，与临时政府历届领导人交往颇深，与金九的关系尤为密切。当初金九因虹口公园爆炸案离开上海，其安全得到了陈果夫的妥善安排。
对于临时政府的迁移镇江，陈果夫给予了精心周密的安排，临时政府成员采取分批行动的办法，陆续由杭州顺利到达镇江。
当时镇江也正处在日军虎视眈眈的严密监视下，城中游荡着全天候的日本特务。为了不致引起注意，临时政府的组织成员和随行家属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方法，将“家”分散安顿在几处不起眼的民宅中，这些藏匿之处和周围的民居没什么两样，青砖黛瓦的普通民宅掩护了在镇江古城千年文明包容中的韩国爱国志士。
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在镇江
如今可以查访到临时政府在镇江的驻所和活动场所共有七处：
1919年4月11日，又在相同地点召开了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孙贞道为副议长，李光洙、白南士为书记。制订《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十条，决定不采用君主制，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施政纲。
1. 水陆寺巷公益里
这是一座比较典型的江南四合院式的民宅，天井、粉墙、黛瓦、马头墙等各种要素满目皆是；而且一条里弄内仅此一户，单门独户、地点僻静。由于是里弄套里弄，一般人要走到里弄口才可发现“小巷深处有人家”，非常隐蔽。当时这里的门牌号码为水陆寺巷17号，与民国江苏省政府相距仅百米，方便联系，也易受保护。公益里共有五进六厢26间房舍，房东叫刘宏阁，是万美酱园的老板。
2. 水陆寺巷江苏旅社
江苏旅社当时是民国政府接待公务往来人员的公开场所，层高虽仅四层，但在当时已是非常显著的高层建筑，门前常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金九正是这一旅社的常住客。当年的镇江市抗日救亡演出队队员刘志奇回忆说，曾在江苏旅社内亲眼看到金九住在里面，金九戴的是拿破仑式的帽子。当时的中国，达官贵人常喜戴这种样式的帽子以显示身份。金九将自己装扮成了一个“上等人”，其用意显然是为了方便进出江苏省政府等官方机构以开展工作。
3. 大爸爸巷1号
4. 马家巷15号
马家巷与大爸爸巷相毗邻，也是一幢明清风格的民宅，但似乎在尺寸上比标准版的要小一号，是座小宅，自然不如大爸爸巷1号那么显眼，却恰恰从位置上正好与大爸爸巷1号形成犄角，相互依存、互为应对。韩国独立党理事姜昌济曾在此处居住。
5. 千世医院
6. 穆源小学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距离市中心约0.8公里，是研究、展示韩国独立运动史的专题型博物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长期坚持反日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1919年4月成立于上海，
位于大西路一带的杨家门23号。此处在镇江老城区，学校被周围数平方公里的各式民居所包围。这南方的老城区与北方工整的“井”字型布局有所不同，往往见缝插针地随地势而建，所以杨家门一带无数条街巷纵横交错，地理情况极为复杂，外乡人极易迷路而“误入歧途”。穆源小学是一所回民学校，规矩甚严，闲杂人员比较少，因此临时政府将此处选定为镇江时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重要场所。
7. 句容代用小学
句容现为镇江市的下属县，代用小学位于句容茅山地区。1932年，一位金姓的韩国义士曾在该校作抗日演讲。约一年后，国民政府在茅山的深山老林中创办了朝鲜革命干部培训班，先后培训了一批批由临时政府招募的韩国青年志士，成为反日复国斗争的一支支有生力量。
镇江时期的临时政府，已经走出较长时间的隐匿沉寂，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各种重大的公开活动。
1935年11月，金九等在镇江发起创建韩国国民党，强调秉承“三一”运动理想，主张“三均主义”及土地国有政策。在民国政府支持下，临时政府镇江时期加大了对军事骨干队伍的培训力度，并着手进行组建空军，为派遣军事人员深入日占区做准备。进入镇江时期后，由于国民政府的直接支持，加上临时政府的自身努力，临时政府本部士气高涨，团结奋斗的局面已然形成，临时政府的对外宣传工作也由此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每逢韩国“八二九”亡国和“三一”运动纪念日等重大日子，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公众表达其反日独立的坚定立场和不屈的斗争意志。1937年春，镇江抗日宣传救亡演出队就曾邀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负责人金九到穆源小学演讲。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金九偕同严恒燮、安敬根秘密返沪3天，寻访在沪中国军政要员和法租界公董局有关人士，密谋中韩联合反日事宜并取得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支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对华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华大地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由于对日绝交，国民党政府对韩国独立力量的援助从此转向正式公开。形势的变化对在华韩国独立力量来说，无疑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转机。受到中国抗日形势的影响，在华韩国独立力量也纷纷寻求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党派联合。
1937年8月17日，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成立。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是上海的一个景点，详细地址是上海市黄浦区马当路302-304号（马当路自忠路），为了避免旅行期间找不到此景点，最好提前规划路线，选择适合自己的交通方式。此景点周边还有很多酒店、景点、餐厅值得体验，。
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从镇江先后迁往湖南、广东、广西等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朝鲜光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韩国。
韩国独立运动者在20世纪30年代纷纷选择来到镇江及周边进行反日复国独立活动，除形势逼迫外，镇江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独特的政治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尽管这段时期的独立活动由于诸多原因的钳制，成效有限，但其政治上的党派统一的努力、军事上的人才培养、教育文化领域的宣传斗争，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期重庆时期的韩国独立运动进一步系统化、组织化，打下了良好的政党、人才和舆论上的基础，在整个韩国独立运动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段艰难的历史时期，古城镇江不仅成为韩国独立运动者和众多普通韩侨躲避日寇迫害的避风港，更是独立运动者们调整斗争策略、积蓄力量的一个休整地。